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业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未来金融业如何服务好新发展格局?
“要推动金融业系统化、制度化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在近期举办的“2020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来自金融监管一行两会一局的相关负责人一致认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间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未来,要进一步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同时,也要适应并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要以金融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言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高水平开放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参与国内大循环,并为经济主体参与国际循环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此外,高水平开放也将提升金融系统的发展质量。
据统计,近年来“一行两会”宣布了50多条开放举措:银行、证券、基金、人身险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要求不断放宽;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
2020年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打乱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节奏: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等外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和摩根大通指数……
围绕未来金融业开放的重点方向,刘桂平说,“要推动金融业系统化、制度化开放,推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经具备了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部可循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需求和资源。”在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郑薇看来,新发展格局下,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推动外汇管理从服务贸易投资到支持消费和金融转型,从服务第二产业到支持第三产业转型,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围绕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郑薇表示,要增加长期性、制度性的有效政策供给,满足市场主体配置外汇资源的需要。一方面要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放宽直接投资领域外资准入,推动跨境融资交易和汇兑环节统一协调,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管理新体制,促进高水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实现高水平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市场。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资本市场具有资源配置、资产定价、风险缓释的功能。资本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微观基础。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认为,要重点把握产业的先进性、治理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应性,推动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针对增强产业先进性,阎庆民认为,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必须要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
“在扩大增量上,科创板要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要服务‘三创四新’,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性;在优化存量上,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给,提高核心竞争力。”阎庆民说。
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行业,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和监管者共同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刘桂平表示,要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建设更宽领域的金融安全网,夯实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基础。
“要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行为监管,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 刘桂平说,还要加强跨境监管和处置合作,防范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递,并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和风险防控的有效性。
针对外汇市场“两位一体”管理框架,郑薇说,在宏观审慎方面要防止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微观监管方面维护外汇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通过协调宏观逆周期和微观跨周期的关系,微观保市场健康有序,宏观保资本流动平衡。
“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目标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郑薇说。
法人机构是金融业务的基本载体,也是金融风险的初始源头,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道防线。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我国是以机构监管为主的监管运行体系,要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
曹宇说,要实现风险全覆盖监管,在机构监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有机结合,延伸监管链条,穿透识别风险本质。
“同时,还要大力推进协同监管,在金融委统一指挥下,强化监管部门与宏观管理部门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曹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