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5日，深圳市金融办喜滋滋地向外界宣布：“截至6月末，深圳金融业总资产达到9.09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5.72%，比去年同期增长37.73%，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初步测算1-6月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160.51亿元，同比增长18.7%（当期全市GDP增速8.7%），占同期深圳市GDP的比重15.4%，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4%，创下历史新高”。此外，“1-6月，深圳金融业实现税前利润1053.56亿元，金融业实现税收1142.4亿元，同比增长158.61%，金融业税收占全市总体税收比重超过三分之一，金融业税收中的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市的23.7%。”

进一步细分的话，6月末，证券公司总资产达到1.84万亿元，居全国第二；深圳基金管理公司公募基金净值1.71万亿，全国第三；辖区境内基金子公司存续产品净值达2.4万亿元，全国第一。银行等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96万亿元，贷款余额2.97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三位。银行业总资产6.99万亿元。保险法人机构总资产2.76万亿元，居全国第二。

这组数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个个触目惊心。

——短短半年内，金融业总资产增长25.7%，意味着金融总资产增加了2万亿元，这个增加有两个来源，一是股市上半年的暴涨，金融资产肯定跟着暴涨，二是，国内其它地区的资金进入深圳，也构成了深圳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当然我们可以判断，第一个原因是主因。那么随着7月份股市暴跌，这个金融总资产还是会缩水，因此这个数字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金融业上半年增长18.7%，这是金融机构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因此不算虚。关键是这个数字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三成，也就是说，它构成了深圳上半年GDP增长超过广州近一个百分点的主要因素。如果下半年股市回暖，仅金融业的拉动，就有可能使深圳GDP总量仍然高于重庆、天津、苏州等三个紧追在后面的城市，确保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甚至不排除首次超越广州位居第三的可能性（2014年，广州市GDP为16706亿元，深圳市则为16001亿元，两市差距为705亿元）。当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深圳实际的经济总量其实几年前就超过广州了，只不过在统计数字上耍花招，不去抢老大哥的交椅，免得大家难堪。今年上半年增速超广州一个百分点，如果年底仍然低于广州，这个就做得太明显了，老大哥心里会很不舒服。

当然，靠股市暴涨来做大GDP，肯定其它兄弟城市心里不服。但深圳还不是最过分的，另一个老大哥上海上半年GDP增长7%，然而第二产业增长仅1.9%（深圳此数字未公布，但应该在7%左右），金融业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多，如果没有股市畅旺，上海市上半年的GDP增幅会不会低于5%？

——上半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15.4%，又达到一个新高！2014年此一数据才14.7%。最近五年，此一数据在深圳是一个突破了10%之后进一步攀升的过程。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占当地GDP比重超过10%即可定义为支柱产业，如今金融业已当之无愧地成为深圳第二大支柱产业，仅次于电子信息产业。

上海市此一数据为12%，北京市过去五年里金融业占GDP比重一直都在14-16%之间摇晃。而广州市2014年此一数据为7.8%，在全市各产业中仅居第六位。由此一数据亦可从侧面印证，京沪深三市已具备较强的金融中心城市特征，而广州显然并非如此。

——银行、保险等数据同样亮丽，说明并不完全依靠股市。当然资本市场与银行、保险亦紧密相关，不受益于股市是不可能的。

——上半年金融业实现税收1142亿元，但是也才占全市总税收的1/3，其中地方税收占全市的23.7%。看来深圳政府从金融业的暴增中赚得盆满钵满嘛。可以肯定深圳市2015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将远远超过预算的3700亿元，估计有可能会达到4200-4500亿元。真是一个肥年啊！

关于深圳与广州之争，多说两句。深圳报业集团的刘晓博近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说，仅从资金量上来看，深圳2014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74万亿元，超过广州的3.55万亿元，这是深圳自2013年后第二个超过广州的年度，而且2014年深圳此项指标的增幅为8.9%，而广州则只增长了4.9%，刘晓博据此认为，“钱和人，都不再围着广州转，而是围绕深圳转，这就是如今珠三角的竞争态势”。

我同意刘先生的结论，但认为他的论证不太充分。我更同意老金的推论过程：中国正在开启金融自由化的进程，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版金融大爆炸”元年，“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同时进行，导致一个急剧的金融深化过程；经此过程，中国将实现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金融资本形成对产业资本的整合控制；在此过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将成为三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这三个金融中心将成为全国性的资源整合者和控制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对广州的此次超越将是本质性的，京沪深将取代“北上广”。

但这个格局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我的判断大概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底定，而深圳能否成功达阵，需要看几个关键：一是深圳与香港的金融业能否形成合作格局；二是，深圳能否成为国内的私人财富管理中心；三是，深交所不被上交所吞并；四是深圳建立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不过无论如何，深圳已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至少，广州已不具备跟深圳进行金融竞争的可能性，它只能成为类似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大连、杭州、厦门等那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GDP的总量已不再重要。关键是功能和结构。

深圳金融业的雄图与坎坷征程：在夹缝中求生存

如果时光回到25年之前，谁也不会相信深圳能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

在经济特区初创之时，创业者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在这里建立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工业，为国家赚取急需的外汇，同时逐步探索市场经济的玩法。但是深圳特区最初能够活下来，首先就是靠了贸易金融。国家给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办费，其实只有两笔，一实一虚，实的是1亿元人民币的开办费，虚的是在当时国家最为紧缺的外汇储备中，给了深圳1亿美元的外汇额度——依托这笔外汇额度，竟然在深圳生出了数千家贸易公司，从境外倒腾进来电子等紧俏商品，卖到内地赚钱，虽然1985年中央“拔针头”之后，这批外贸公司大批倒闭，但不得不说，这两笔钱，帮助深圳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最早认识到金融业的重要性并为深圳建立了金融基础的高人，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南下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李灏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深圳特区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而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先锋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李除了为深圳决策建设广深高速公路、飞机场、盐田港码头之外，亦拍板成立了深圳特区外汇调剂中心、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键性的金融基础设施。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深交所”。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开始发行股票，这就是后来“000001”的“深发展”。1988年11月，在李灏主导下，深圳市委市政府组建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聘请香港新鸿基证券任顾问，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

几乎与此同时，1989年初，上海市开始呼吁成立证券交易所。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主持召开“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的座谈会，在会议上，根据朱的建议，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上交所的筹备工作。三人小组提议上交所1991年第一季度宣布成立，朱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从上述各个时间节点来看，两个城市之间有互别苗头的意味，都想抢得头筹。

1990年6月，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朱市长在外访新加坡时宣布，上交所将于年内成立。1990年11月，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深交所上报的申请则迟迟不予批复。

深圳决定先斩后奏。据张鸿义回忆，“郑良玉（当时的深圳市长）同志建议：特区试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先开业。我和李灏同志都表示赞同。经市政府讨论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何时运作的问题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抢在上交所之前就开始运作。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半年多之后，1991年7月3，深交所才最终拿到准生证。

不过在上交所、深交所之后，全国多个省份搞起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市场和期货交易所。1995年中央政府清理整顿证券交易市场，只保留了上、深两个证交所；1998年又进一步清理整顿期货交易所，只保留了上海、大连、郑州三个期交所。1991年6月成立的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也被关闭。

1996年中国股市迎来了第一次真正全国意义上的“牛市”，沪深两个交易所也首次在全国的金融体系中突显自己的地位。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消灭了金融市场，只留下一个基本存贷功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和用于小量的外贸业力的中国银行。改开后重建金融市场体系，也是从银行开始，逐步延伸到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领域，但是银行体系迄今也一直是中国金融中最大的那一块，而资本市场则是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从以间接融资为主，到直接融资逐步提升比例，所谓“金融脱媒化”，可以说是中国最近20年金融改革的主旋律，而证券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当然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急先锋，同时也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增量部分。

对于任何一个对金融产业有企图心的城市来说，都想在资本市场这个增量的金融体系分一杯羹，也是可以理解，而深圳和上海很幸运的拥有了中国仅有的两个主要证券交易所（后来北京市想方设法搞出了一个三板市场，此是后话），只能说是两个幸运儿。这其中，上海是国家“钦定”的全国和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上海的国际金融战略中，证券交易所是一个核心工具，国家自然会鼎力支持。而深交所纯粹属于“计划外”生育的产物，在地方“野心”的支持下，应市场而生，依赖“经济特区”残存的“特殊地位”拣得一条活命。

深圳、上海两地政府对交易所对金融业的枢纽地位也有了最为深刻的认识，为此进行了明争暗斗。

先后活跃于沪深金融界的90年代上海滩证券“三大猛人”之一的阚治东，在其《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隐晦地描述了当时上海与深圳之间关于证券市场的这场争斗。

“1993年后，两个交易所从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向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方向发展，真正的竞争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的股票发行办法，是国家给每个省市下达额度，企业自行选择。初期，到上海挂牌的企业明显多于深圳，但进入1996年之后，两个市场出现了逆转。原工行深圳分行行长武捷思出任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对证券市场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而庄心一出任深交所总经理，深交所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设立客户服务部，展开对拟上市公司公关工作，受到各省市普遍好评，不少企业原已选择在上海上市，后来都转向深圳。

1995年，上交所的股票交易量为3103亿元，深交所仅为932亿元，到了1996年，1-9月，上交所为4893.6亿，深交所则达到了5740亿元，超过了上海。1996年全上，上交所指数当年只涨了163%，而深成份指数则涨了300%。全国媒体惊呼“深强沪弱”。

阚治东描述了上海有关部门领导召集各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开会的情况：“证券主管部门领导强调这是一场金融中心保卫战。

申银万国、海通、上海国投等主力机构要进一步发挥作用，要成为上海金融中心保卫战的中充砥柱。。。他最后提出要从舆论上为上海证券市场造势，从气势上压倒深圳的建议，并认为要从资金上帮助申银万国和海通证券。”

“我隐隐感觉上海证券交易所自身也在买卖股票，具体的运作机构可能就是结算登记公司。后来，国务院联合调查组曾就此事进行专门调查，认为证券交易所自身参加炒股，在世界证券史上空前绝后，执意要处分上海证券交易所领导，但由于有关方面的积极解释，才使他们逃过一劫”。

竞争的结果，是极端不喜欢“内部竞争”的中央政府出手了：

其一，1997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通知》，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命，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其二，企业上市不再自主选择，采取“上海一家、深圳一家”的轮流制。

其三，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成的比例，1997年1月1日起，由原来的中央、地方各50%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7年5月9日又突然再调整为88%对12%，2000年再调整到97%对3%。

两大证券交易所的战争却并未结束。事实上，两个城市都认为交易所的竞争即是金融中心的竞争。

1998年3月，原来创办上交所的决策者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称，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2000年5月，国务院讨论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二板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国证监会意见，将二板市场定名为创业板市场。据上海一名券商人士称，上海并不想要创业板，上交所一心谋划国际板，所以创业板被放到了深圳。当时国务院希望两大交易所错位发展，上交所搞主板，深交所搞创业板。

当时深圳市一心一意想做大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而创业板将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而且判断科技创新型企业才代表国家产业的未来，所以判断这个交易应该划算，所以据说市长于幼军签字同意。2000年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网上发行后，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

没想到这一停就是4年。由于当时纳斯达克暴跌，香港创业板泡沫也破灭，朱老板要求无限期推迟创业板推出。后边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停发新股对深圳金融业和整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再加上朱老板推出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制，上海成为大区分行，而深圳特区中心分行变成广州分行之下的深圳中心支行，彻底消灭了深圳欲与上海一争高下的金融雄心，沦落到要与广州竞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惨境。呙中校代表深圳人发出了“深圳，你将被谁抛弃？”的哀号。

温内阁上台后，深圳金融业逐步摆脱困境，2004年深交所推出中小企业板，2009年推出创业板。而上交所国际板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推出。由于之前上交所与深交所划江而治，IPO股份在1亿以上的去上交所，以下的到深交所，而大盘国企上一个少一个，上交所眼见深交所的创新型小盘股一堆一堆地上，2013年IPO募集资金总额竟然高居全球证交所第一位，遂又逼使证监会修改规则，5000万以下的深交所，8千万以上的上交所，之间的可在两市之间选择。好吧，证监会真的是为上海而开的，总而言之一定要确保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

最新的进展是，出于对金融国际化以及外资操纵A股的担心，国际板暂缓，但就给了上交所一个补偿，允其筹开“战略新兴板”。战略新兴板名字虽然与“创业板”不同，其目标企业却都差不多，因此摆明了是要主板和创业板通吃，这进一步证明了，证监会果然是上海市开的。

与此同时，北京的新三板被确定为全国性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看样子，接下来肯定是一团乱战。此是后话，不题。

深圳金融业：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

深圳市政协出过一套书《深圳四大支柱产业的崛起》，是一套很好的民间史资料读本，谢谢金兄把它送给了我。其中关于“金融业”的一本，收集了深圳部分金融业大佬级开拓者的个人回忆，包括张鸿义（原中行深圳分行行长，深圳市副市长）、王喜义（曾任央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深交所理事长）、于学军（曾任深圳银监局局长）、马蔚华（招商银行第二任行长）、张云东（原深圳证监局局长）、禹国刚（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何如（国信证券董事长）、孙建一（平安集团副CEO）、郑元亨（原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总裁）。这些个人回忆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在表达着、证明着一句话：相信市场的力量！

这也肯定是深圳金融业想要证明和已经证明的一句箴言。

两个正面典型和三个反面典型都可以作为经典案例。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成于市场，君安证券、大鹏证券、南方证券三个反面案例毁于市场。（当然也有人说，同时也毁于地方政府不干涉市场和中央政府的乱干涉市场。）

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都是从市场中打拚出来，由一棵幼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他们的成长过程，即是中国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向原来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挑战、打破旧有格局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的是，两家公司都是从袁庚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开始创业历程的。马明哲原来是袁庚的司机，1985年10月，在蛇口招商路上一间不起眼的小门面，办起“蛇口社会保险公司”。1988年3月21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央行行长陈慕华、常务副行长刘鸿儒正式签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复（1988）113号”文件，同意由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据说陈慕华还特意送给新生儿一句赠言：“希望把平安保险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这句话太牛了！）。

事实上，平安保险毫无疑问是改革的产物，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改革的对象，事实上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员虎将，推动了中国诸多的金融改革。首先它打破了人保和国寿的完全垄断局面，首推私人寿险代理制度，建立保险业务规程，引入香港、台湾和国际上的内部业务管理经验，率先国际化探索，最终使诸多金融业务逐步与国际水准接轨。

1994年，平安保险成功地引入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国际投行成为股东，在他们的建议下，平安对自己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2002年10月，平安又引入汇丰银行，其旗下汇丰保险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10%股份，这为平安的上市奠定基础。2004年6月24日，平安H股在香港联交所IPO，发行13。8789亿股H股。在这过程中，工行、招商局等大股东一个个出局，平安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员工持有部分股权的公众公司。

这其间，2001年，国务院同意了平安集团的分业方案，同意“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这是平安集团性命悠关的一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平安集团已成为集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为一体的金融控股集团，并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领先者，在2014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中名列第62位；美国《财富》杂志“全球领先企业500强”名列第128位，并蝉联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

招商银行的首任行长王世桢如今已不大为人所知，但正是他奠定了招商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发展定位，打造了招行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产品品牌：“一卡通”。1999年3月，马蔚华接任行长，带领招行走向全国，使招行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一家股份制银行，仅次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

在中国银行业，招商银行是最早向网络银行转型的企业。早在1999年，招行就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由企业银行、个人银行、网上证券、网上商城、网上支付组成的网络银行服务系统，推出“一网通”品牌。

2002年3月，招商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时是国内第一家采用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2006年3月，招商银行H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在股改后以A+H形式上市的公司。2008年9月，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一个月后，招行纽约分行开业，招行国际化迈出坚实步伐。

2001年前后，国内纷纷传言“平安、招行、华为、中兴”四大巨头将把总部迁往上海。十多年后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平安将业务管理重心放在了上海之外，其它三家都牢牢地扎根于深圳这座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成也市场，败也市场”，市场无情，企业要想活下去，发展壮大，就必须顺应市场的规律。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就会被市场淘汰。只不过有些无奈的是，国内的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规范的市场。

1992年8月，时任深圳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的张国庆下海创办君安证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君安证券设立之初，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投资，注册资本5000万元。君安创办后，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张国庆靠他的神秘背景及强势手腕迅速崛起。

君安证券的辉煌时期，正是《证券法》出台的前夜，证券商可以任意纵横，操纵股价，将游戏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深圳股市中，张国庆一人独大，俨然是南中国最强悍的大鳄。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第一、二位，在上交所也在前六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居全国前十名。到1997年底，君安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名列全国第一。

事业到达巅峰之际，张国庆开始设想用国际通行的MBO方式来完成君安股权的改造，最终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于是，张国庆等君安高管便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技”，到1997年，君安增资扩股到7亿。经过巧妙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77%，其余的国营股东们最大的一家股权也被降低到7%左右，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为张国庆团队所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这位“君安教父”用一年半的时间，就把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改造成了一家由私人占大股的证券公司。

1998年，被君安开除的一个员工的一封举报信将张国庆等人悄悄进行的MBO计划捅破，由此引发了一场“君安震荡”。恰好公司财务部门发现有10亿元人民币公款不知去向，于是，引起监管部门注意。张国庆因为“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入狱。1999年8月，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上海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合并后的“国泰君安证券”注册地和总部设在上海。

1993年，深圳国际证券投资基金部副总经理徐卫国辞职，与他原来的九名同事一起在深圳创办了大鹏证券。2年后公司增资扩股到5亿，早期的牛市和徐的运营让大鹏很快风生水起，一跃成为全国排名前十位的知名券商，2000年时其宣称资本规模高达百亿。

2001年的新一轮增资扩股后，在当时的上市公司参股券商热潮下，大鹏一举增资至15亿，股东增加到44家。而伴随着徐卫国自己控制的企业成为大鹏的大股东，想做大规模赚快钱的徐卫国开始在大鹏证券推行更为激进的扩张战略，包括签署大量有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财，2003年1月至2005年清算前夜，大鹏开展直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175笔，金额高达63亿元。

2004年12月底，在与中央证券登记公司的正常收盘交易清算里，大鹏证券透支的2亿元无法还上。一个多月后，清算小组进驻。大鹏系轰然倒塌。2006年2月，深圳市中院宣告大鹏证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徐卫国2007年被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2008年被证监会因违规操作、非法理财等行为处以终身禁入。

南方证券有限公司1992年12月21日在深圳特区宣告成立。2000年，南方证券承销业务排名位居全国第一，主承销股票达37家，募集资金总额201亿元，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均为业内第一；经纪业务亦跃居业内第三；总资产达到368.20亿元，利润达到11.69亿元。

2004年1月2日，由于挪用客户准备金高达80亿元以及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中国证监会、深圳市政府宣布对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行政接管。2005年2月，央行提供80亿元再贷款以助南方证券偿付保证金。2005年9月28日，在原南方证券的基础上重组形成的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深圳宣布成立，南方证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这三家券商都曾是行业的明星企业，君安证券和南方证券都曾是深圳证券业的顶梁柱，大鹏也是国内著名的民营证券公司，兴起于资本市场的兴旺和大牛市，却往往在熊市中扛不过去，成为牺牲品。究其死因，皆缘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既有企业的不正规操作，也有市场游戏规则的不完善。但在券商倒闭过程中，坊间对深圳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是颇多争论。

一般而言，券商倒闭皆因在熊市来临之时，持有股票股价缩水导致财务困境。国内其它省市的地方国资证券公司，遇到此类情形时，地方政府往往施以援手，令其渡过难关，在牛市再度来临之时，大水漫灌之下，咸鱼番生。但深圳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手法，原则上是不救。这是符合市场制度的态度，但却广受行业诟病。

当然，地方政府对待这三家券商的态度还是有异。大鹏证券是纯民营证券公司，政府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君安证券由于事涉当时极为敏感的MBO，地方政府畏首畏尾，不予干涉，结果任由中央政府裁决，结果最大的证券公司被上海拿下。南方证券是纯国有证券公司，深圳政府还是尽了很大努力，最终使其脱胎换骨，换个名字继续行走江湖。

不过总的来说，深圳政府对待金融业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市场派”，立足于让市场来调节，政府不作过多的干涉。虽然看起来屡屡吃亏，一家支柱企业的倒掉往往令地方金融业大伤元气，但是深圳金融产业的极基却仍得保，只要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不被破坏，总还会有别的树木成长起来。所以可以说，深圳政府可谓深得金融生态体系的精要。这真不是一个政府可以完全计划、主宰的市场。可惜上海、尤其是北京，总是不明白这一点。

全国金融中心“三足鼎立”格局已形成

回顾历史我们可知，深圳的金融体系，虽说发端于远见，亦得到北京许多“贵人”的帮助支持，但总体上是“计划外”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兴起，最大的贵人其实就是“市场”。这也是深圳金融业的安身立命之本。

总体而言，在2015年之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极低度市场化的不成熟的、扭曲的市场体系，而在这个扭曲的金融市场体系中，深圳却是一个血脉相对纯正的市场化先锋角色，引领着和拱进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进度。

当然，这个进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其中的分水岭我认为是1999年9月，那年中国政府“亮相性地”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上海年会”，“万邦来朝”，各国领袖（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齐集在黄浦江畔观赏盛大的烟花汇演，潜台词意味着上海重新定位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憧憬复兴三十年代远东第一大国际都会的繁华盛世。

在此之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处于艰难的突破、推进阶段，深圳在金融市场领域内的诸多进展，完全是以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的角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出了一片天下。某种意义上来说，1998年之前的深圳，虽然不能说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说是“中国的金融创新中心”，则是无可置疑的。

1998年之前的中央财经部委，虽说对各种金融改革与创新百般阻碍，但更多是出于计划经济本能和市场“泡沫恐惧症”，总体上并无地域偏私之考量，虽然也不排除个别事件的个人主导。但是1999年之后，扶持上海的中央意志已经甚为明确，各主要财经部委对上峰的领会与迎合显而易见。这一阶段，岂止深圳被打压（2000-2004年的凄凉状况可见一斑），其它城市包括北京，在金融业领域的企图心也被压抑。

2003年之后，深圳虽然逐渐从极端抑制中喘过气来，但是中央财经部委的格局并未触动，“以上海为主、深圳为辅”的中央意志并未改变，也就是说，不能把你搞死，给你一口饭吃，但是，你别指望上主桌、吃大餐。虽然朱总的“央行九大地区分行”体制事实上已经失败，央行深圳特区中心支行重新获得央行总部的直属地位，但是给上海的更多：2006年，中国央行决定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

到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这一段时间的深圳，连“全国性金融中心”的想法都不能用，只能在南方一隅摆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小桌子自个儿吃饭，就连这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在广东省的任何文件中，还要排在广州之后。

2003-2012年之间，还曾做过全国金融中心梦的一颗流星是天津。2003年起，天津在金融业领域有一连串的政策突破，这包括渤海银行的设立、天津股权交易中心被授权成为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国家指定国有产权交易平台、滨海新区的“PE特殊政策”，甚至包括流产的“港股直通车”。但是在2013年底中央决定新三板扩容，使之成为一个设在北京的全国性股权交易市场之后，天津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甚至“北方金融中心”的梦想看来至少要歇一歇了。

“新三板”使得北京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理由看起来更加充分了一些。在此之前，北京一直只能说是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而不是市场交易的中心。新三板补足了这个短板。

至少到目前为止，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竞争者，看起来只有三个侯选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已经出局，重庆或广州可能性甚微。它们只能称自己为“区域性金融中心”。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金融城市的现状：

——上海仍是中央政府钦定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中国政府派出此一选手角逐全球金融市场话语权，并为之配备了看上去很强大的武器装备：央行第二总部、人民币公开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上证指数、上海期货交易所（金融期货是其主打产品）、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自贸区，等等等等。全球各大金融机构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

但是，上海有三个软肋：一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需有中央政府持续不断的保护性政策加持，强化其垄断地位，才能力保不失，但这也仅指在中国政府有话事权的中国大陆地区，上海在全球金融竞争中，除了代表中国经济地位外，其余竞争利器不多；二是，作为计划经济的典型地区，上海的市场化程度一直欠奉，政府主导的特点很明显，它因此被迫面临深圳等市场机制成熟的金融城市的强有力挑战；三是，由于中国制度的特点，毕竟金融决策的权力中心是在北京而不是上海，这使上海受到很大制约，因此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方面，北京似乎更有吸引力。也就是说，论行政权力毕竟还是不如北京，论市场能力毕竟还是不如深圳。这是上海的尴尬之处。

——北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是中国的金融权力中心，因为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央行、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工信部，以及三大监管机构，以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两大国有保险公司、绝大部分的央企总部，仍然是在北京。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这一切都不会有大的变动。由是之故，北京至今仍是中国财富最大的集散地和配置中心，各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仍居于全国首位；由是之故，北京未来仍会是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旅游、交通、国际交往等等各种中心，甚至还是美女中心；由是之故，各大全球金融机构都必须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由是之故，各类私人财富也会涌向北京，以便于进行钱权色交易；由是之故，各种资源会在帝都交汇，最终产生乘数效应。

尽管有了新三板市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京金融市场体系之不足，但是，“新三板”毕竟只是一个“柜台交易市场”，不可能有上交所、深交所那么强大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

更主要的，北京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业中心，它不是一个适合进行商业活动的地方，它仅仅是一个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而已。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市场权力中心。因此，只要中国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北京所拥有的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定会逐步被削弱。因此，北京一定不代表中国金融资本的未来。

——深圳目前在规模上还无法与上海、北京相提并论，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它更是一个十分弱小的角色，根本无法与北京、上海展开对撞。很长时间内，深圳的金融中心地位确实还会显得摇摇晃晃，不可预期的风险仍然存在。

但是无论如何，目前的局面似乎是：深交所的地位似乎稳定下来了：没有人再提把深交所主板合并到上交所去这件事，中小企业的上市资源虽然会进一步被上海、北京侵削，但好在中国大陆此类资源十分充足，大家都有饭吃。而且深圳本土的市场化金融公司这些年茁壮成长，对深圳的金融市场地位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

因此，深圳目前仍可以确定的说，并没有像天津那样被排除出了全国性金融中心俱乐部，而是勉勉强强地留下来了。只要留下来，就有机会。俗话说得好：要死吊朝天，不死万万年。

前海牌：深圳如何说服香港建立联盟？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基本形成了上海、北京、深圳三足鼎立的全国性金融中心格局，三个金融中心既服务全国，又分别主导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三个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心区域。这是符合实际产业与资本力量布局的一个结构。

这其中，深圳还需要约3-5年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巩固？我认为，深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这几方面恰恰也正是深圳的核心优势：

一是，深圳要努力扩大自己的市场化优势。

在京沪深三个城市中，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和完善。这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点，深圳政府管得少，或者说能忍得住那只爱管事的“权力之手”，尽量不去管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事务。第二点，深圳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市场主体比较成熟；第三点，在“社会主义法治示范区”的旗号下，深圳政府的法治意识要强于上海、北京两个城市。

应该说，这三点优势，对国内的民营资本、私人财富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城市感觉不到被尊重，缺乏安全感，而深圳能给他们这种尊重感、安全感和自由感。有人认为这几年计划经济有点回潮，如果属实，恰恰对深圳来说是件好事，“国家不幸深圳幸”，其它地区计划经济回潮，政府扩大自己的权力，不尊重市场，没有法治意识，恰恰是深圳的机会，等于是其它地区把民营资本往深圳来驱赶。深圳只要坚守自己的自由市场制度，政府按法治规则来扮演自己的合适角色，对民营资本的私人财富的吸引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二是，深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宜居城市”优势。

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产业和金融等领域，越来越呈现出“去中心化”、“去枢纽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许多交易不一定非要在某个CBD区域完成，而是在手机上完成。这将不断解除时间和空间对人和人的商业行为的限制，将给人、商人和资本人越来越多的自由度，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那些生态环境优良、城市宜居度高的城市将对人们更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未来将不是人跟着产业走，而是产业跟着人走，而人的选择则取决于城市的宜居度。

在京沪深三个城市中，甚至再把天津、重庆、广州这样级别的城市包括进来，进行比较的话，没有一个城市能比得上深圳的宜居度。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深圳是这类城市中，几乎是唯一的真正的海滨城市，天津和上海的海都无法令人有亲近性，缺少滨海生活属性，广州主城区离海太遥远，即便是南沙新区，它所邻近的珠江口也不具有太强的滨海生活属性，北京则纯粹是一个内陆城市。而深圳主城区就在海边，深圳湾、前海湾和大鹏湾畔的沙头角、大小梅沙都紧邻主城区和金融中心区，整个深圳主城区就在山海之间，随着深圳近海湾的生态环境治理，滨海生活属性越来越高，比如深圳湾已能满足人们对滨海生活的大部分想象空间，稍远一点的大鹏半岛，则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度假需求。因此，从滨海生活来说，深圳是最能满足富人的需求的地方。

第二点，深圳是同级别城市中，空气、水等环境相对最好的城市。尤其与北京、上海相比，深圳的蓝天指数已经很高，以一个一线城市、工业和商业中心，却经常能跻身于全国10大空气最优城市之列，已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点，从气候来说，深圳处于亚热带，冬天很温暖，这对中国北方的人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北方的富豪们，很愿意在深圳过冬。虽然这一点比不上海南岛，但海口和三亚却又不具备较强的商业配套能力。综合来说，深圳已是最优选择。

第四点，从交通（与国内、国际联系的便利度）、商务设施（写字楼、酒店、公寓等）、消费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来说，深圳亦是国内最优的城市之一，尤其与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交通效率可以说是最高的，倘若能进一步提高，则必将增加人们们的向心力。

第五点，相对于北京、上海来说，深圳的房价仍是最低的，因此，当人们从这三个城市中作选择时，深圳仍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深圳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建造一些海滨或山上的别墅，这对富豪和企业家们具有杀伤力。

当然，深圳也有自己的短板，这主是是教育、医疗和文化艺术消费等方面。深圳应该尽快初足这些短板，提高自己的宜居度，这将使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集聚深圳。

其三，深圳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配套和创新配套优势。

如前所述，深圳市目前（2014年数据）的二三产业之比为42.7：57.3，这意味着深圳是一个制造与服务业均衡发展的城市。2014年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销售值约为2.4万亿元，表明深圳仍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其中深圳第一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产业，2014年总产值为1.2万亿元，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的近9%，仍是国内最主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拥有全国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配套体系。

除了电子信息产业，深圳在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亦具有较强的实力。如生物产业，去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机器人产业去年销售额达480亿元，可穿戴设备产值去年超10亿元；新能源产业，去年的增加值则为300亿元。

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深圳虽然逐步在衰退过程中，但是在家具、家电、服装（女装、内衣）、家纺、眼镜、自行车、食品、玩具、包装、印刷等诸多产业中仍有相当实力。

这些产业本身就提供颇具规模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撑本土金融服务业的业务发展。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在深圳本身就有许多生意做。

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则仍是国内最重要的传统轻工业品制造基地，近些年则大车发展重化工业、汽车、机械装备等产业。依托于珠三角这样一个工业基地和大市场，深圳的金融业将增加自己的服务和辐射能力。

深圳的产业配套优势正在衍生出更多新的产业优势和机会，比如工业4.0、创客等。这已形成深圳的创新和创业优势。

如果把前面说的三部分放在一起来看，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那就是两句话：一是深圳金融业的突围方向应该是发挥自己市场化的优势成为全中国民营资本和私人财富的大本营，就这一点，其实就够深圳安身立命了；还有第二句：深圳应该成为服务于创新创意创业的创新金融中心。

这两句话也是有结合点的，一是民营资本可以在VC/PE方面寻找机会，投入到立足于珠三角产业链的科技及文化创新创业之中来，而深交所创业板、香港创业板则成为他们获得回报的平台；二是，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这个闭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它代表着未来的金融产业，深圳在传统金融中可能讨不到太多便宜，但在新金融领域，却可以大有作为。

别急，关于深圳金融业的努力方向，我还有第四点要说。这更一直是深圳金融业所依赖的一个优势条件。你猜对了，那就是与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关系。

其四，毗邻香港，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融合发展，依然是深圳金融业最大的优势。

毫无疑问，而且勿庸置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仍然具有任何内地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只不过，由于深圳的成长，香港因素在深圳金融发展中的角色要有变化了。深圳还主张深圳金融业是深港全球金融中心起辅助作用的那一部分吗？应该说，仍然是，但是，深圳手上的砝码确实比过去多了，可以担当的角色也要重一些了。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圳一直强调自己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服务的配角角色，但是事实上能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更多是打香港牌发展自己。这一是向香港学习，从香港请来老师，提升深圳自己的金融技术，积累经验，培训自己的金融人才，二是打香港牌向北京要政策，或多或少，总能要到一些。尤其是CEPA期协议，一直强调开放深圳及珠三角市场允许香港金融业者优先进入，这表面上是惠香港，其实客观上是香港金融资源的流失，深圳从中应该相当获益。

过去香港金融十分繁荣，港人也很自信，志在开疆拓土，所以也不认为这是资源流失。深圳金融业也在香港的扶持下发展壮大起来了。但是，2010年推出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却让香港人充满疑虑，会不会进一步分流香港的金融资源？与中环形成竞争关系？当然，这首先是因为香港变得不那么自信了，其次也真的是感受到了内地对香港构成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首先来自上海，其次才是深圳。

但是，说真的，现在的深圳真的非吴下阿蒙了，这回深圳是真的可以帮到香港了。所以，前海所讲的故事，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讲了，不能再只说有利于香港金融业抢占国内市场了，虽然真的可以发挥这种作用。现在讲什么故事？

就是我上面所讲的那几点啦。

首先，深圳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成为国内民营资本和私人财富的集聚地，会成为私人财富管理的主要平台。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是可以和香港分享的。不仅仅是“可以”，而且也是“必然”，因为这些民营资本和私人财富来深圳，本来就有奔着香港金融市场的打算，这也是深圳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一个内地富豪，来深圳买栋别墅，买艘游艇，注册个投资公司，请两个投资高手帮他来打理他的私人财富，这两个投资高手必须是既熟悉国内A股市场的操作，又熟悉香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操作，他们可以兼顾内地和国际两个市场，这正是深圳的最大好处。而且，一有个风吹草动，他抬脚就过去了香港，甚至，他可以平常呆在香港，周末过来深圳住几天。

中国人以水为财，这些北水南流，汇集在深圳，是供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来利用的。所以，这是有利于香港巩固金融中心地位的。至于这些水是通过罗湖分流，还是通过前海分流，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能走前海就走前海，不能走前海就走罗湖。不是吗？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前海哗啦啦注册了那么多公司，4万多家公司里面，据说有一半是金融类公司，这些公司是不是都是皮包公司？他们要干什么？别急，慢慢你就看清楚了。

其次，汇集深圳的钱里面，有很多是做VC/PE，在深圳或珠三角找项目。前海会促进深圳成为中国的创投中心之一。还会给香港带来另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如果香港想要发展一个创新科技产业的话，它应该成为深港创新圈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创投中心是香港可以用的。这是深圳可以帮到香港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也有人提过另外一个概念，即前海应该成为国内金融业走向国际的一个通道，利用前海通香港的机会，在前海形成一个前进基地。我觉得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前面两个更靠谱一些。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如果想要进入香港，那就进入香港好了，干吗非要在前海设一个前进基地呢？除非前海真的能够成为香港金融生态链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还没看到这种态势。

其实，前海真的把香港概念在北京那里玩好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在香港也讲得很好。前海金融业成功的标志，真不会是为香港金融业者提供了多少土地空间和进军中国内地的桥头堡，而是，如何打香港牌在北京老头子那里忽悠到更多的先行先试政策，为深圳发展出一个更加有肌肉的金融中心。虽然，一个有肌肉的深圳金融中心，是真的可以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前提是，深港可以共建国际都会，结成同盟，共同谋取在中国和世界上的金融角色。

目前香港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来说，只有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才真正有可能是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香港人明白这一点需要时间。

当然比香港更笨的是北京。它陷到了自己煲的迷魂汤里面，真的以为上海可以成为像纽约、伦敦那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它不知道上海是不可能的，而“香港+深圳”却真的有这个可能。北京明白过来这一点也需要时间。